同生共死三英烈  甘为农运洒热血

——记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烈士

前管庄，后管庄，

出了一班共产党；

匣子炮，后膛枪，

打击土豪陈梧刚。

这是20世纪20年代末，在金坛广为流传的一首歌颂共产党领导白塔农民运动的民谣。直到今天，在白塔农民运动中献出宝贵生命的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三烈士仍然铭记在人们心中。

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均出生于金坛县白塔乡管庄村的贫雇农民家庭。他们三家祖祖辈辈以种租田、当长工、打零工为生，从未有过吃饱穿暖的日子。由于生活艰难，均未能上学读书。他们六七岁就跟父母下地劳动，有时手脚受伤，皮破血流也一声不吭，怕父母知道后心疼难受。他们仨经常结伴割草、挖菜喂猪羊，总是互相帮助，装满篮子同回家，三人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村上有个私塾先生，十分同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困农民。尤其读不起书的穷孩子更为疼爱，经常向他们讲《水浒传》、《三国演义》、《岳传》等故事。潘鸿盛他们最爱听他讲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接触社会现实生活，他们对故事里不畏权贵、劫富济贫、敢于反抗朝廷的绿林好汉和救国救民、浴血沙场的民族英雄十分敬慕。

他们眼看着自己的父母终年辛辛苦苦牛马般的劳动，收得粮食大部分送到地主家去了，而自己却吃糠咽菜不得温饱，就问母亲和祖母这世道公平吗？”她们却含着眼泪说：“命里注定的。我们家命不好，财主家的命好，该我们受苦啊！”“那穷人不好造反吗? ”“傻孩子，别说傻话了，造反是要杀头的啊。”从此，“命运”、“受苦”、“财主”、“造反”、“杀头”一直在他们脑子里盘旋，不得其解。

20岁那年冬天，潘鸿盛和王义隆、王金寿到白塔镇上听说书，说的是连本《水浒》，潘鸿盛终于得到了启迪，“什么穷人命苦， 还不是官府、地主老财逼的……”他心中孕育着阶级觉悟的萌芽。

1920年前后，军阀混战，灾荒连年，加之苛捐杂税租息重，农民虽胼手胝足，辛勤劳动，却无以充饥，度日更为艰难。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三人经暗自商定、结拜为兄弟，立下山盟海誓, 要同生死共患难。此后，他们就学着梁山英雄，开始劫富济贫的活动。

他们最初将打劫富豪得来的钞票，暗里塞进贫困农民的家门，人们拿到钞票却不解其谜。久之，终于为穷哥们知晓。当问及钞票来源时，潘鸿盛搪塞着笑笑说：“刻了块木板印的……”后来，人们知道三人是劫富济贫，都十分感动并为其担忧。潘鸿盛却激愤地说：“豪富的钱财，都是我们穷哥的血汗，我们不动他们的皮毛，只是要他们偿还一点，大家好活命……”从此，穷哥们为了保护潘鸿盛，就以“木板”代称其名，渐渐地，“木板”成了人们对潘鸿盛的爱称。

1924年国共合作，在中共江浙区委的帮助下，金坛国民党左派组织于1925年底建立。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三人于1926年4月同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1927年2月，又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三人就在中共金坛独立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以国民党名义开展的各项活动。“金坛县农民协会”成立时，潘鸿盛担任了委员，并担任金坛县农民纠察队副队长，王义隆、王金寿为正副分队长。他们大讲“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激发农民团结斗争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斗志，又用算细帐的形式现身说法，对农民兄弟进行“为什么种田人却没有田？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忙到头还是穷，而土豪劣绅不劳动却富得很？”等革命思想教育，还将“一支筷子折得断，一把筷子折不断；一根稻草不牢，搓成绳子能挑稻”等比喻，阐明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白塔地区的农民协会很快发展到600多人，农民纠察队也发展到100多人。

同年3月，潘鸿盛他们率领农民纠察队及部分农协会员，对冯庄土豪劣绅王咏梅开展斗争。3000多农民集合在冯庄，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农民骨干登台揭露和控诉王咏梅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事实。在群情激愤下，潘鸿盛率众冲进了王咏梅的家，抄搜出田契、方单、借据、字约，焚之殆尽。继而他们又率领农民纠察队与工人纠察队联合行动，将城内官僚地主吴新民、涑渎的地主劣绅杨玉琪戴上高帽子，在城内游街示众。

北伐军向京沪铁路一线进军的时候，潘鸿盛他们又带领农民纠察队赶到奔牛地区，挖掘铁路，堵截军阀北逃。他们还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举行欢迎北伐军进城的大游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金坛的工农群众运动热火朝天。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金坛也发生了“四一八”反革命事件，金坛地区的党组织遭严重破坏，60多名县区党(分)部委员被集体逮捕入狱。白色恐怖笼罩金坛,一些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骨干分子，被迫外出隐蔽。而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却坚守白塔乡间，转入隐蔽活动，并积极筹划劫狱，营救被捕同志。国民党当局得到情报，怕事态发展，只得释放了被捕人员。

1928年4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管文蔚的帮助下，中共金坛县委正式成立，潘鸿盛任县委委员，并兼任中共管庄支部书记，王义隆、王金寿分任支部委员。在县委领导下，在白塔地区组织了“佃户联合委员会”（简称“佃联会”）。同年10月，在管文蔚亲自领导的打击保长、地主狗腿子翟老二的斗争中，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率领共产党员、“佃联会”积极分子一马当先，与翟老二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迫使翟老二作出了“不再为地主收租粮，交出金银首饰和决不告密”的保证，为农民武装的建立获得了一笔资金。旗开得胜，积极分子大受鼓舞，“佃联会”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紧接着就开展了持续三个月的抗租抗息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潘鸿盛他们与开明士绅谈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一些开明士绅同情农民的疾苦，接受了减租减息的要求。一些土豪迫于形势，也表示愿意减租减息。

1929年4月，县委决定打击清培桥土豪陈梧刚，夺取枪支，壮大农民武装，为农民暴动作好准备。潘鸿盛他们毅然接受了领导这场斗争的重任。陈梧刚是白塔地区拥有武装的头号大土豪，他家高墙大院, 有十几条长枪，豢养了十几个得力保镖，每日里铁门紧闭，保镖站岗。尤其是贴身保镖徐保川，浑名“老虎仔”，是个能略施几路拳脚的彪形大汉，又是县政府当局的坐探。潘鸿盛与王义隆、王金寿等几个党员几经谋划，定下巧计良策:王金寿争取了陈梧刚的雇工“七小”，摸清了情况后，施巧计引“老虎仔”去赶庙会进赌场，英勇果断地在戏场外处决了他。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潘鸿盛率领了100多农民，手执刀、枪、扁担、长矛，分三路包围了陈梧刚大院，王义隆、王金寿等翻墙入院，摸掉岗哨，干净利索地解除了保镖武装，打开铁门，农民武装蜂拥而入。潘鸿盛他们直奔上房，将倦缩颤抖的陈梧刚从被褥里拖了出来。陈梧刚吓得魂不附体，跪倒在地，面如土色，身似筛糠，只求饶命。潘鸿盛严肃地历诉其罪行，迫使陈交出自用手枪1支，金银饰器斤余，银元100多枚，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5月初，我党准备组织2000多人的队伍在白塔集合暴动。不料，由于走漏了风声，镇江、丹阳、金坛的军警连夜出动，前来镇压，暴动夭折,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被捕。在狱中，他们三人身受酷刑不屈服，拒不承认参加共产党和暴动事实。当局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无法定罪，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9月出狱。

潘鸿盛他们带着满身刑伤回到家乡。人们劝他们暂时外出避风，可他们仍坚持原地，与积极分子保持密切联系。

恶霸地主陈梧刚视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他费尽心机，用金钱收买了意志薄弱的叛徒，又不惜重金勾结国民党军政当局，在1930年7月的一天凌晨，潘鸿盛他们仨再被捕，面对心碎肠断、号淘大哭的父母、妻子和幼小的儿女们，怀着深仇大恨离别了。在狱中，他们为了保护党的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受尽了飞鹅吊、老虎凳、插钢针、棍棒拷打、皮鞭揍的种种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血肉模糊，体无完肤，仍铁骨铮铮，英勇不屈，拒不供认。当局无奈，以“土匪强盗罪”，判处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三人死刑。

1930年12月22日，遍体鳞伤已不能行走的潘鸿盛、王义隆、王金寿被五花大绑，押置于箩筐内抬向刑场。一路上，他们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