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范地下党员

王文生(1909-1946)

1940年初春。江南沦陷区。

在武进县西夏墅后庄村一条田间小道上，一个农民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他,略微胖壮,身材适中，小平头，长圆脸，皮色黝黑，腰里围着竹裙，掖间夹着包袱，里面包着泥刀、瓦板。

他叫何国器，是武进县浦河乡后宣庄人。参加革命后曾用过恽国超、蒋福根等化名，以后成为中共澄西县委组织部长、澄西县特派员，取名王文生。乡亲们不知道，这位已有十多年造屋经验的泥瓦匠，是中共武进县西三区组织委员。他以泥瓦匠为掩护，为联络支部、党员，发展基层抗日民主力量而东奔西忙。

王文生家庭生活贫寒，人多田少，读了3年私垫便跟兄长学做泥水匠。1938年冬，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派王志明到西夏墅、浦河一带开展活动。王文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教育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于翌年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对党的忠诚和严格的保密纪律，改变了他年轻时活泼淘气、喜好幻想的个性，他严肃沉思，不苟言笑了。这导致了家庭内部矛盾的爆发，哥哥多次追问他的行踪，斥骂他“不务正业”，他只是一声不响……。1941年3月，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在丹北中心县委干部培训班学习结束后，即被上级西调中共山南县六区任区委书记。

他一头扎进贫苦农民家里，睡地铺，喝麦粞粥，赤脚下田，砌墙铺瓦……什么苦都吃得，什么活都干得，农民什么心里话都给他讲，他很快就打开了山南六区的斗争局面。短短时间里，他在该区建立了20来个支部，发展了数十名党员。他甚至敢蹈虎口，将党支部建设到日寇据点的鼻子底下。解放后曾做过镇江地委书记的陈云阁回忆起他时感慨地说:“那时我到山南县工作，怎么落脚，怎么活动，全靠王文生发展的支部为依托。否则，真是寸步难行啊。”

1942年2月，王文生调任中共江镇县委组织部长。江镇县(现邗江县)由长江中的一些岛屿组成，有北洲、新洲、南洲……是连结大江南北的天然“桥墩”，是新四军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王文生刚去时，这些岛屿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十来个支部，党员寥寥可数。而当地敌、我、顽、友各种力量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船民多、渔民多、雇工多、帮会多、穷人多，日伪汉奸、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也多。可王文生凭着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凭着地下党员特有的“火眼金睛”，异常敏锐地识别好人和坏人，开始了紧张的串连、走访活动。晚上，在那芦苇搭的矮小的三角棚屋里，他与渔民并肩而卧;白天，滩田里、圩岸上、救生船上，他与长工、船夫倾心交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县委在新洲举办有40多个乡村支部书记参加的党训班，王文生主讲党章。他只读过3年私塾，文化低，但却讲得朴素、实在、生动。学员问他“什么叫党性?”他回答道:“党性，就是没有私心，没有地区性。一个有党性的党员忙来忙去为谁?不为自已，不为家庭，不为本村本乡，而是为天下百姓。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不想自己，只想如何为党为人民办事。”

1945年3月，王文生调任澄西县委任组织部长。踏上澄西土地的第一天，他就顾不上晓行夜宿连续徒步4天的疲劳，一头扎进了西石桥朱家头村党支部书记朱子民的家，细细地问起西石桥一带汪伪乡保长的情况、社会现状和党员的思想动态……。很快，澄西的干部、群众发现:这位新任组织部长把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视为党员的天职。无论外出或归来，哪怕是半夜三更，他也要向县委书记康迪或县长俞乃章汇报。到了一家百姓或党员家里工作，他能规规矩矩坐上一天绝不乱串人家。他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也严格地要求干部和党员。有些同志很怕他，说他严格得像冰冷的钢铁。然而，在教育人和处理人的问题上，他又表现出极大的热诚和耐心。

1945年11月，我党政军遵守国共和谈的《双十协定》北撤。上级叫王文生留下来，担任澄西县特派员(对外称新四军澄西留守处主任)，带领留守人员坚持斗争。留守人员中，有一位在三区搞情报工作的干部，名叫薛逸。他认为自己有病，留守在江南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里恐怕身体吃不消，便要求北撤。王文生细心听完薛逸的申述后，便慢慢地说:“按我们的计划，你是留守的。”薛还是坚决要求北撤。王文生不响了。晚上，他找薛谈心:“派你留守江南，是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的。你对江阴城郊普惠乡、通运乡、文富乡等地区比较熟悉，在城乡内外都有关系，留下便于开展工作。今后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江阴黄田港同武进小河一样，是国民党集兵运送到江北去的必经要地，掌握好第一手敌情资料，对于苏北我军打好自卫战争是很重要的……”。薛还是思想不通。第二天，王文生又找到薛，不急、不恼，但神色显示出心情的沉重、为难:“如果你北撤，三区交谁留守呢?徐浩行吗?徐祥荣行吗?显然，这两人都不行:因为徐浩没有适当的社会关系，当文富乡乡长时又镇压过一个坏人;徐祥荣年纪大，没文化。双方还是没谈拢。晚上，王文生第四次找薛逸，感情真挚地说:“我们北撤是为了打回江南的。留守与北撤是分不出谁轻谁重的。橙西的留守人员虽然不多，但自卫故争打起来还是离不开我们的支援的……你家在夏港，当地人熟悉你，但在城郊、城区你的面孔‘不红’。组织上再考虑拨些款子让你在北门或江阴城里开爿小店以合法身份隐蔽下来。”理透情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薛逸终于愉快地眼从了党的决定。

斗争形势越来越险恶了，国民党不讲信义，举起屠刀砍向澄西的中共干部家属、积极分子和留守人员。王文生不得不开始过起“夜猫子”似的生活。白天，他躲在可靠人家的夹墙内，那夹墙是用干棵涂泥隔出一步屋做成，泥地铺上稻草睡人，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晚上，不管刮风下雨飘雪花，他总是摸黑到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家里，一个一个地做思想工作，安抚和稳定他们的情绪:“北撤是暂时的，新四军过几年就要回来的。”

为了开展江阴与澄西敌情的搜集工作，他派出武工队员打入国民党江阴七区区公所;约见薛逸，讲明苏北要打仗，党的经费困难等情况，叫薛去找抗战时的开明士绅、统战对象季某，开设运输社，打入春申镇……。

大军虽然北撤了，可是共产党、新四军的旗帜还牢牢插在澄西的土地上。以王文生为首的20多名留守人员还在，坚持斗争的阵地还在!

1916年4月24日晚，王文生同朱家头村支书朱子民住到野田里独家村袁某家里。天亮后袁某外出购买桐油。忽然，后进屋传来苏北口音，朱子民一看，原来是西石桥训练壮丁的一个国民党教官。朱急忙提醒王快些趁着晨雾转移他村。可是，向来细心、慎重的王文生，此刻却沉浸在忘我的工作热情里，只说一声“没关系”，便全神贯注地阅看《挺进报》和澄西地图。午饭后，他还是边看图，边指着日记本上的符号问朱子民:“寺背后的陈某，后梅乡的金某，你认识吗?怎么走?”下午3点，国民党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营二连一部会同申港自卫队，从南面包抄过来，枪声大作。王、朱两人立即整理地图、文件，从后门突出，越过竹园，凫河分头突围。王因不熟悉地形，跑到柏木桥附近洗菜沟前被敌人射中腿部，血流如注，倒在地上。他拼尽全力拆散自己一支三号盒子枪，抛入沟内。敌军迟迟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向他开枪。

王文生牺牲后，敌人将他的提包搜去，满以为可以一网打尽澄西的中共地下党员了，哪知他的日记本是本药名簿，比密电码还难破译。我党组织未遭到任何损失。

为了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37岁的王文生——这位武进籍的革命者，将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洒在江阴的土地上。他的遗体被战友安葬在江阴利港乡。他一无所有地走了，然而却留下了他在党训班缓缓讲课的声音:“党性，就是没有私心，没有地区性……”这句话，那么朴实，就像他本人，那么宝贵，因为他用生命使它放射出了永不磨灭的光芒!

(赵谷怀  方祥兴)